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我们栖息的自然、呼吸的空气、饮用的水源，有了一张严密的法治保护网？
3月8日上午，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环境资源界别小组会上，委员们就我国第二部法典——生态环境法典（草案）展开交流探讨。
“编纂这部法典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标志性工程，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桩大事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王广华的发言掷地有声。
不止是驻地会场，作为两会期间的“重头戏”之一，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引起场内外的热切关注。
小组会上，委员们就生态环境法典（草案）展开交流探讨。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诗麟 摄
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系统集合”，法典新在哪儿？
“人人心中有了这棵树，处处就是绿水青山。”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对电视剧《生命树》的评价，让荧幕之外的大美青海引发关注。
保护一棵树，是对当下自然、环境和生态的敬畏，出台一部法典，则是送给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一份“厚礼”。
青海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主任马海军见证了多年来青海生态建设从“单打独斗”到系统集合的改变。如今“三江之源”美名远扬，印证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瞩目成就。
“过去保护生态更多是不得不为，现在则是出于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望。”马海军认为，出台法典是从制度层面搭建环境保护的“四梁八柱”，更严格、更细密地给生态建设“立规矩”。
“一个行业首次以法典的形式，将各阶段、各分领域的法律编到一起，体现的是国家从更高的治理格局上看待生态问题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内蒙古研究院院长武强说，矿山修复工作涉及城建、农业等多部门，但过去不管是规划还是治理都较为分散，亟需一部集成性法律解决问题。
“出台法典就是一个重要契机，将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等理念固化成法律原则和规范，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和规范指引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红枫总结。
除了“全面系统”等评价，“创新突破”也是代表委员们频频提及的关键词。
他们一致认为，法典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果法治化，比如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比较成熟的改革举措，上升为法律制度，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进程已经迈向了新阶段。
创新性的“新”还体现在国际评价体系中。陈红枫提到，在全球视野下将绿色低碳发展制度提升到法典的高度，中国当属首位。
她认为，这部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、系统规范碳达峰碳中和等内容的法典，无疑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编撰法律提供了“中国参考”，有助于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经验推广向国际舞台。
并非“包罗万象”而是“适度编修”，法典复杂在哪儿？
“既然是一部系统全面的法典，是不是意味着所有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法律都可以纳入进来？”这是许多人的疑问。
马海军从专业角度给出答案，尽管生态环境法典以“法典”命名，但不是简单的法规汇编，更看重的是编订纂修。
“简单来说，编订纂修指的是有筛选地编写、修订，比如将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、绿色低碳发展等必要法律整合到一起，对于不适合单独成编的法律则分散到其他分编或者废止。”马海军解释，这是为了使法典的内容更加科学，落地实施更有针对性。
陈红枫认为，本次法典的内容可以概括为“适度法典化”，即并非包罗万象，像“大杂烩”一样每样都保留，而是废止一部分、保留一部分、新增一部分，与相关专门立法组成法律制度体系，做到与时俱进。
“比如说在循环经济方面，虽然法典纳入了部分内容，但并没有完全替代过去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的规定，这意味着未来这部法律的实施需要以法典作为基本遵循，再去细化规定。”陈红枫举例。
灵活调整是出于生态实践的多样性——山水林田湖草沙，每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，牵涉的多方主体又存在权利义务的重合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李彬在法律制定层面提出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不能“闭门造车”，要会同各有关部门一起编制出台配套措施、出台司法解释，对社会公众做好宣传教育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方精云则从执法层面发出提醒，各级执法力量需要梳理相关法规，做好立法、司法与执法之间的配套衔接。
保护生态又不让群众“吃亏”，法典要注意哪些？
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黄连村曾因盛产黄连而得名“苦村”，近年来当地通过生态保护发展林下经济，让老百姓尝到绿色甜头，享受到生态红利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省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黄连村党支部书记胡晓玲感慨，绿水青山既是金山银山，也是幸福靠山，老百姓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大大提高了。
在发展之余，胡晓玲也察觉到，“现在部分山区在生态保护红线内仍有原住民聚居，他们面临着生产活动受限，基本通行不便，收入来源不稳定等问题。”
为此，她特别关注法典增设的“生态保护红线区原住民安置”专章，她认为这能为将来原住民安置前后的补偿难题提供保障依据，真正回应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期盼，实现保护和发展双赢。
胡晓玲代表的关注，也是王广华委员的思考。我国青海、内蒙古、新疆等地生态环境优渥，农牧民靠生态为生。但国家在山区设置生态保护红线后，部分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。“生态法典最终落地，关键就是解决群众可持续发展问题，让他们既保护生态，也能享受红利。”王广华直言。
他建议，在专章之下可以探索红线划定前后的差异化补偿机制，即对划定红线前后农牧民收入情况进行对比、计算补偿。
对于农民吃“生态饭”，马海军认为，最实在的办法就是提供补偿性的就业岗位，让生态保护区的群众成为生态管护员、旅游宣传员、草场观察员等。“这在多地都有成功实践，期待法典落地后能进一步推广。”马海军说。
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，发展中的矛盾不可避免会显现。代表委员们较为关注的是野生动物致害以及群众补偿问题。
“人畜冲突是生态保护的另一面‘硬币’，法典对于生态致害补偿有详尽规定，相信未来对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会有所裨益。”说到这里，代表委员们对生态法典的落地更显期待。
作者：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诗麟 侯雅洁
